孙晓春丨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视角与知识体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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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方中心论或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强调西方文化优越性的观念，这种观念本来是西方人的历史错觉。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优势地位，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人的这种错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不是简单地推翻现有的学科基础，也不是回归传统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的唯一可靠的理由只能是现代化。当代中国处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我们应该有现代的眼光和国际的视野，而加强基础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是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必由之路。

作者

孙晓春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摘自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22年第2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4期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推进，在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之时，“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成为摆在我们面前十分迫切的任务。但是，怎样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西方中心主义：

一种历史的错觉

认识西方中心论或者西方中心主义，要有历史的眼光。人类文明是多元的。文明的多元特征是在人类文明最初发生的那一刻就决定下来的。历史上，许多民族都曾有过文化上的自我优越感，这与一定历史时期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有关。在远古时代，人类文明是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下各自发展的，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所谓“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叙述的就是这个事实。

按照文化人类学的观点，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也是生活在不同历史环境下的人们理解人的过程。德国学者米夏埃尔·兰德曼说，早期的人们自我解释的特征之一，就是根据一个人是不是自己民族的成员来判断其是不是人，“他们还远远没有非常全面地辨认他们自己的类，甚至像埃及那样发达的文化中，也只有埃及人才保留着做一个人的特权。所有的异乡人都不是‘人’，这种现象叫做民族中心主义”。民族中心主义或文化中心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少对人的全面理解。几个世纪之前，欧洲人还在讨论世界上的其他民族是否为人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只有‘基督教的人’（这是自马丁·路德以来仍为人熟知的一种表达）才真正是一个人”。

民族文化的自我优越感，也与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有关。历史上，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往往是某一个民族的文化率先发展起来，从而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内具有了优势地位，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国文化和发源于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都属于这种情形。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都在它们所能影响的区域内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然而，也正是这一事实使人们产生了某种错觉，他们并不知道，在他们感觉到的地理边界以外，存在着许多类型的文明和文化，每一种文明和文化都有其价值和意义。

古代中国人也曾有过文化的优越感，例如，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华夏族称周边少数民族为蛮、夷、戎、狄。秦汉以后，华夷之别一直为历代中国人所重视，到了明清时期，来到中国的西方殖民者也被称为“红毛夷”“西夷”。古代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更多地是由于对外部世界缺少了解。鸦片战争以后，当中国人对世界有了更多了解的时候，便逐渐从自我优越的错觉中走了出来。相反，西方人却在自我优越的错觉中越走越远。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暂时领先，客观上强化了西方人固有的自我优越感。

现代化：

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理由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学术界曾有过一次关于“政治发展”的讨论，这场讨论的核心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最初讨论这一问题的主要是政治学者，后来，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者也参与了进来。根据二战以后许多非西方国家都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的情形，一些持有西方中心论观念的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前景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他们看来，西方国家的政治现状就是非西方国家的未来，这些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就是建立与当代西方国家相同的政治结构。不过，这种观点也受到了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者的质疑：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并不必然重复欧洲的历史经验，西方国家也不是所有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理想模型。问题的关键是要弄清什么是西方的，什么是现代的。对于西方中心论者来说，这一观点不啻一味清醒剂。其实，这一观点对着意超越西方中心论的我们来说，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建立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也同样要分清什么是西方的，什么是现代的。所以，讨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这一问题，应具备现代的视角。

现代化是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全球性的、迅速的社会变迁过程，这一历史过程的起点是近代英国革命，后来渐次扩展到整个世界。随着现代化历史进程在全球范围内的展开，西方人把他们的科学技术、知识、思想文化甚至生活方式也带到了世界各地，于是，一些原本是西方的东西，变成了现代的。以至于在当今国际社会，许多通行的规则和标准都是由西方人建立起来的。现代化在改变着每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的同时，也把这些标准和规则推给了每一个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事实证明，现代化是不可以也无法另起炉灶的，一个国家想要成为现代国家，它就必须接受西方所认同、推行的现代的知识和国际通行规则、标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中国驶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快车道。短短几十年里，我们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迅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差距。改革开放政策不仅激发了经济活力，而且促进了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证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同样要有完整、准确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立足中国国情、迅速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这意味着，一方面，我们不能照抄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简单地模仿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有别于传统、僵硬的以计划体制为内核的社会主义。当我们坚定不移地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的时候，我们不应拒绝现代国家所应具备的基本要素。

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也应该基于现代化视角来理解。我们之所以着力于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主要理由就是通过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建设，进一步推进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然而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实现本土化，如何建构属于我们国家、我们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几十年间，我们经历了一个大量引入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阶段。必须承认，在许多研究领域，这些年来被引入的基础性知识和研究方法是被我们接受了的。这构成了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基础。我们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十年里拉近与国际学界的距离，具备参与国际社会的学术对话的能力，成为国际学术共同体的一员，特别依赖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如今，我们国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当我们明确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建立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一目标时，现有的学术基础恰恰是我们实现超越的起点。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与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这在客观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不可能是简单回归传统。在前些年曾经一度流行的国学热和重建儒学的思潮中，曾有人主张放弃现有的学科分类方法，回归传统的文史哲不分家的学科分类，也有人主张用“王道”之类的传统术语替换现有的学术话语，从而重建传统的知识体系。这些想法其实是不可行的。

目前，人们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使用的许多概念、术语都是外来的。例如，经济学界人们常用的GDP（国内生产总值）、CPI（消费者价格指数）、PPI（生产者价格指数）、M1（狭义货币）、M2（广义货币）等，这些术语及相关的分析方法，对于描述和分析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货币政策是十分有效的工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够替代它们的术语和分析方法。如果不顾这一社会科学发展现实，盲目追求本土化或回归传统，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不是简单地推翻现有的学科基础，也不是简单回归传统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建构一个比现有的学术体系更为合理、更有解释力，对于人类社会生活更有指导意义和规范意义的知识体系。

建设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

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

当我们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时，必须认识到，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能否高质量地完成这项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理解，以及我们在怎样的程度上作出行之有效的努力。

首先，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要有现代的眼光和国际的视野。我们所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不仅是有中国特色的，更重要的是，它也应该是现代的，相较于前者，后者更为重要。在人类历史上，思想学术的发展总是与知识的增长、学理的精进分不开，思想学术演进的总体趋势是陈旧的知识被先进知识所替代，而区域、国别的因素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十分有限。从表面上看，近代以来在整个世界流行的思想文化和知识体系是西方的，但实际上，这些东西之所以能够在整个世界流行开来，并且为西方以外的许多地方的人们所接受，其根本原因并不仅在于它们是西方的，而是因为西方近代文化较之非西方的文化和知识体系更为先进，其中包含更多现代元素。在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高度信息化的今天，仅靠本土化是不可能实现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超越的。

建设中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目的，并不是仅仅用中国的概念、理论、方法解释中国问题，而是要超越现有的以西方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为基准的知识体系。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信息时代，仅能解释一个国家现实问题的学术体系是难以独立存在的。“纯粹的本土性知识无法形成对话，也无法产生认同”，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学术体系，避免陷入自话自说的困局，使我们的特色话语能够为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使我们想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成为整个世界能够理解的知识，才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其次，在建设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在改变以往食洋不化的状况的同时，也应该避免盲目复古、崇古的倾向。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现代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实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不过在这一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偏差。一些学者在把西方学界的某些理论与方法，特别是近几十年较为流行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的时候，往往不审其义，不究所以，囫囵吞枣式地拿来就用，甚至错用。改变这种食洋不化的状况，也是我们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重要理由。

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赞同当下较为流行的复古倾向。如前文所说，一些学者以为，建设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就是回归传统，应该到历史中去寻找现实问题的答案。古代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与我们这个时代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在经验性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只是我们认识的对象，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需要现时代的人们凭借自己的理性去认识和解决，建构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只能依赖当代中国人的理性而不是历史传统。

再次，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基础理论研究是重中之重。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在根本上取决于理论与方法的进步。在社会科学的每一个学科分支，基本概念的定义与内涵都是通过理论研究明晰和确定下来的，学科的基本规范也是通过理论研究建立起来的，规范和引领社会生活的价值也是通过理论研究建构的。如果说一个学科是一座金字塔，理论研究就是金字塔的基石，它决定着一个学科可能达到的高度。同样，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理论修养如何，也在根本上决定着他所从事的研究能够达到什么境界。

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一直有重视应用的倾向，这一倾向在政治学、管理学等应用学科中尤为明显。然而，应用研究固然重要，理论研究却更为重要，在应用研究中应用的是理论而不是其他。离开了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最后，为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应该进一步加强对西方思想文化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在近年来有关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讨论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在这方面说得最多的是原本不怎么研究西方思想文化的人，从事西方哲学史、西方现代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却较少参与这个问题的讨论。他们之所以较少参与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超越不易。

为了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我们应该知道，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家究竟说了些什么，他们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在本来意义上是什么，他们的思想学说在什么意义上是合理的。我们也应该知道，当代西方那些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有影响力的学者，他们的学术见解如何，他们是通过怎样的逻辑展开论证的，他们的分析框架在什么意义上是合理的，他们的研究成果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对于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他们给出了怎样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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